“起我的娘家——狼牙部队，我算是最早的那一批士官，对这支部队的成长，我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狼牙部队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的秋天，那时我在黑龙江靠近边境的一个地方的武装连当班长，当时我们属于建设兵团，虽然枪支弹药齐全，但也算不上什么正规部队，直到那年的9月末，一位知青来到我们的连队……”

　　——摘自沈阳军区某师师长采访录《在狼牙部队的日子》

　　9月的月末，当知青们看着满仓的粮食，人人脸上挂着丰收的喜悦，这一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的，一年辛劳没有白费，同样的1973年，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个大丰收。按照徐副指导员的话，是运动搞得好，所以才有这么丰硕的成果。“思想改造”排已经解散，这12人用自己的劳动，赢得了别人的尊敬，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到这几个月劳作的艰辛。只不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运动，还是要这12人站出来接受批判。其实在李思明后世的眼光看来，五连的运动还算不是激烈，这得感谢他们有一个好连长和一个好指导员。

　　同样的这一年，在中国知青史上发生一件让千万知青刻骨铭心的事情。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在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8月10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于是有人吹捧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由此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全文如下（原载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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