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认真的向我提问：“那么您认为日本这种企业氛围不好吗？”
“这无所谓好坏，只是不同社会文化造成的而已。假设中国没有发生wg，那么传统的儒家礼仪影响力也不会低到如今这个地步，所以中国的年轻人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显得如此叛逆。对于我们来说也在反思这种社会现象，很多人都在呼吁重新树立传统的道德观念。不过在我看来，关系明确的上下级制度只适合在没有任何外力干扰的情况下使用，一旦这个团体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度过难关的所有希望就都压在了最高的决策者身上，身为团队中的一员，一名普通的职员就算有着自己的想法也无法传达到领导层，这样一来就显得整个团队缺乏活力与创造力，就比如现在的日本企业之中，除了那些负责开发新技术的工程师之外，又有哪个小文员能对公司决策随便发表看法？如果该公司的领导人是个水平一般又嫉贤妒能的家伙，那这个企业岂不是危在旦夕？所以我一直倡导阶级平等的观念，不仅是因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在宣传这些，同样是希望在我犯错误的时候，手下人敢于直斥以便逢凶化吉。”
脑子并不笨的太郎开始了长时间的思考，这可能对他固有的观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生在这种数一数二的富裕家庭，从小又接受着贵族化的精英教育，他可能早就习惯了自己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别看日本人学美国的自由散漫很到位，在这种关键的问题上原先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很聪明的没有打破原先的社会秩序。这保证了在战后的复兴阶段有效的聚拢了人心，同时保证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变。可是到了世纪之交，日本经济已经度过了失去的十年，完全失去了活力的日本社会变得暮气沉沉，他们的有识之士普遍反思自己原先的错漏，也希望能有所改革创新，不过据我所知还没有谁能提出高屋建瓴的指导性意见。所以太郎的这种问题并不是他个人对现实的思考，而是有着深刻社会背景的一种学习。或者说向我这个世界蹿升最快的富翁请教这种问题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去管这个刚成年的小子在想什么，我将目光转向了四个孩子：“今天你们到哪玩去了？”
“迪斯尼”兴奋异常的贞子抢在其他同伴开口之前就嚷嚷了起来：“那可比远山的游乐场大多了”
我心想这不是废话吗？就远山那一亩三分地占地最大的建筑是学校，有限的土地让工厂企业都精打细算的安排空间，能批准建个游乐场还是当初考虑到要丰富青少年业余生活才动工的，你要是现在想建个东京迪斯尼水平的游乐场，我可上哪去找地皮啊
既然是去迪斯尼玩，我也就没兴趣知道他们到底玩了什么，可哄孩子的一个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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