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布哈林为什么那样说。20年代初在中国的生活当然是非常舒适的，在苏维埃祖国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我却舒舒服服呆在国外，拿着一份局级干部的高薪水，还有外事津贴和机关（指契卡）给的附加工资。而工作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出现在每一个常耀如上将可能会出现的社交场所，不过那位上将总是来去匆匆，似乎从来没有注意过我这样的美人，这大概就是我在中国最痛苦的事情之一了。

　　直到我将布哈林这个苏维埃祖国的叛徒揪出来以后，我才遇到了另一件让我痛苦万分的事情――数字！准确的说是召回国内逮捕的数字。因为成功揪出了布哈林，所以我被提升为整个契卡组织在中国的负责人之一了。虽然我的公开身份没有变化，但是实际上掌握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都更重了。特别是……我还是一只心肠很软的燕子。我怎么能完成那么多逮捕人的指标呢？能够被派到中国来的人员都是经过层层选拔，都是政zhì上非常可靠的同志。他们中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党和国家的敌人呢？于是从我把布哈林揪出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挨上级的批评还有处分，后来还被降了级，最后还差点被我的继任者送回国内去劳动改造，罪名大概是波兰间谍……不过我不恨那个心狠手辣的男人，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托洛茨基不会相信，在某个俄国gcd领导的组织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

　　不抱怨这些了，还是说说布哈林――斯大林反党走资派的起因吧。这件事情被认为是苏联大清洗运动和20年代农业集体化政策的起源，这两次事件导zhì了近数百万人送命，近两千万人被捕！更被认为是苏联最后输掉战争亡国亡党的重要原因。而追根溯源，一个名叫娜塔丽.列辛斯卡娅的契卡燕子似乎就要为这一qiē的灾难和错误负责了。

　　当我这只无知的燕子进入苏俄代表团的时候。正是上海会议进行到最**的时候――在这个**过后还有长达近一年的扯皮期，不过扯皮的内容主要是限制海军军备竞赛，和我们苏俄关系不大。

　　根据我当时了解的情况，俄国gcd想在这次上海会议上得到的是一个比较缓和的，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布哈林就为此周旋于各个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不停地出席酒会、餐会、舞会、茶会，还有密室会谈……这些活动都被我一一记录下来，成为日后指控布哈林的罪证！也让他在上海会议期间的全部努力都付诸东流，也使苏俄在国际上陷入了非常孤立的局面……我的确应该为这些事情负责！但是我并不认为我是有意陷害布哈林同志，而且我也不认为他是真正无辜的。

　　实际上布哈林在上海的许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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