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珍宝。他已经如痴如醉，沉浸其中。他希望自己能够正式剃度出家，广学佛法，然后像一名真正的高僧大德那样登坛讲经，普渡众生。

　　可惜这个心愿在此时却是难以实现的。

　　隋炀帝时期，朝廷为限制僧人数量，专门设有僧官，度僧必须由朝廷统一下发名额，统一考试，寺院被剥夺了度僧的权利，一旦发现私度者，将处以很严重的刑罚。

　　凭心而论，杨广的这一举动对佛教界也不见得是件坏事，虽然减少了出家人的数量，但却保证了质量，确保了出家的大多数都是有信仰的，而且文化程度不低，甚至可以说都是精英。

　　后来唐朝的时候延用了这一僧籍制度，这就使得隋唐时期的佛教僧团成为一个素质非常高的团体，高僧大德如满天星斗，层出不穷。

　　朝廷没有下发度僧的指标，陈祎便不能出家，他只能以俗家弟子的身份暂住在净土寺里。

　　像他这种身份，在当时的寺院里被称作“行者”，未成年的行者也叫做童行、童子。

　　行者住在寺院里，每天要做些力所能及的杂役，闲暇时光也可以随师父们修行，或者读书诵经。长大后若有机缘，便可剃度出家。当然，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机缘的。

　　净土寺是座大寺，寺内杂务分工很细，明确到人。陈祎初来时也只是做些打扫殿堂、给师傅端茶倒水之类的简单杂役。后来，方丈慧明长老意外地发现，这个年幼的孩子居然写得一手好字，便叫他进入藏经阁里抄经。

　　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各种经典、书籍全靠手抄，所以当时的书籍极其贵重，一般家庭负担不起。而那时的佛教寺院就像一个专门的出版发行机构，不仅发行佛经，甚至还发行儒家乃至世俗方面的书籍。

　　很多居士、善信要到寺中请经；一些家有蒙童的人需要四书五经，也到寺院来请；一些开私塾、办学馆的先生，需要统一为学生配发教科书，这么多的书当然不可能自己抄写，于是也到寺院来请；甚至，有人想看《道德经》、《南华经》之类的道教典籍，而附近如果没有道观，或者道观里的道士不会写字，也到佛寺里来请。

　　其实，当时的佛道两家并不怎么友好，口水仗已经打了多年，只不过有些老百姓不太明白而已。尽管如此，只要有原本，有人，有钱，有时间，寺院就可以给你抄，并且绝对保质保量。

　　所以那个时候，像净土寺这样的文僧寺院里，有一些专门从事抄写的人，被称做“抄经僧”，或者“抄经生”。

　　净土寺里本来有不少抄经生，大多是远来参加科考而落榜的书生，还有些是希望出家而暂时不得度的行者。只是近年来中原时局不稳，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已离开洛阳到别处求生去了。抄经生空缺，陈祎便在这时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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